1996年春夏之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编撰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我从报刊和友人口头得知这套丛书对文学史的写法多有新的探索，在发言和文章中把它作为“文学史研究格局和编写模式的突破”的重要例子作了介绍。书尚未读到就向人推荐，可能有点冒失。但我确实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如今通行的文学史的史书形态，一个世纪前才转入中国。据统计，100年来已经编写出版了1000部这样的文学史（其中，古代的五百多部，现代的约200部）；编写体例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鲁迅30年代就概括过的：“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的“文体分类型”；一种是五六十年代形成并迅速流传开来的，以作家为单位设章立节，再按他们开始文学活动的先后排列的“作家论型”。著作之繁多与体例之单一形成强烈反差。前者越多，更加显出后者呆板、单调及雷同化等弊病之严重。学界对此啧有烦言，并且逐渐意识到固定不变的格局模式已经从一个方面束缚了文学史家的视野和思路，从而制约着学术水平的提高。以现代文学史为例，中山大学黄修已教授90年代初，在全面剖析了此前出版的一百六七十部文学史之后，坦率指出“著作数量多，却大同小异，人们多有不满足之感”，又不无感慨地表示“一部能令大多数人满意，比较圆熟之作尚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正是出于同样的殷切期待，我才对《总系》的另辟蹊径的探索抱着如此浓厚的兴趣，迫不及待地作了上述的推荐。
现在，《总系》已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说一般的史书基本上都是纵向地梳理叙述各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先后轨迹和发展过程，本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发生于同一历史时刻的众多的（文学的和其它方面的）事件、现象，作横向的铺陈描绘，然后再将这一幅幅时代的横剖面按照时间的先后组成一段历史。各个分卷之于整个《总系》，是这样一种排列组合关系；大多数章节之于各个分卷，也大致如此。人们只要稍作翻阅，就不难发现：写法上的这一转换，使文学史的章节结构体例、史料的取舍组织，以至于文字的表述方式等，都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们又会逐步看到：由于切入历史的角度和展示历史的方式的变化，编写者对以往的文学史很少写到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学术、出版、艺术各个方面的大量史实和“历史的细节”，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上至国家、党派最高领导人决定历史命运的著述谈话，下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趣味，还有作家留在日记书信里的心灵波动的印记，直到当年当地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等等，也都进入《总系》所展现的历史画面，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书的内容。这扩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也会活跃、深化读者对于有关的文学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原来文学史还有这样写的！原来还有如此众多的事实和“细节”应该或者需要、至少是可以入史！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总系》从外在的面貌到实际的内涵都焕然一新，从文学史观到修史方法都带来了新意，从而开创了文学史编写工作的新局面。
虽然从长远的视点深入考察，《总系》各卷写到的种种史实和“历史的细节”，不一定都与文学及其发展演变具有直接或者内在的关系。但重要的是，编写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将繁杂纷绘的现象、事件都包罗进来，以烘托时代的氛围，形成历史的聚焦，再借助这些色彩斑斓的“特写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历史景观”，使自己的叙述和描绘带着更多的历史的原汁原味，保留原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原生态，让今天的读者宛如置身于当年的现场。增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也就是增强把握历史的历史感，是正确认识历史、科学评价历史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前辈学者唐?、王瑶都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务必多从当年的书刊、最初的版本入手，而不要一味依赖、轻信后人代为整理的选集、文集。他们的根本用意，都在于强化青年学生阅读作品、熟悉历史时的这种现场感———历史感；换句话说，正是深知这类感受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才作出如此的规定。如今《总系》所记载所汇集的当年与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同时产生、同时行进的发生于其它领域里的大小各种事态，和由此形成的现场感———历史感，无论其广度与深度，还是其密度与力度，往往超过了一些报刊、若干初版图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再进一步说，即使是这段文学历史的当事者、过来人，也不一定都亲身经历过或者都知道编写者通过不同渠道收集得来的所有事情和“细节”，头脑中有那么全面精细的时代画面；更不会自觉地把这一切都与文学联系起来考察。给读者以鲜活的现场感和厚实的历史感，无疑是《总系》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长处。考虑到“百年中国文学”正在日渐远去，一般读者对它的现场感———历史感也在相应地逐渐淡化模糊，《总系》的这种努力也就格外值得称道和珍惜了。
《总系》所写的“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少有的多灾多难的艰辛岁月。民族的苦难在整个文学事业中留下鲜明深刻的烙印，绝大多数作家作品也对此作出自觉积极的反应———严峻的现实激发起作家对于民族命运强烈的责任感，所写的作品无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对时代精神的传达，都十分贴近现实，为实际斗争服务，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和浓重的战斗气息。一代又一代满怀忧患意识的作家，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充满悲剧意味的作品，相对的放松了对于艺术和诗情的追求，却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启蒙作用。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乳交融为一体的。《总系》的作者自然清楚“百年中国文学”这一根本的历史特点，全书第一卷就题名《百年忧患》；主编更明确地在总序中把这一基本事实称为“中国文学的大幸”和“大不幸”。很显然，为了清晰勾勒这段文学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进程，深入说明它为何会这样又为何会如此演变，包括有力地提示为什么这既是“大幸”又是“大不幸”，和充分总结从前者“逐渐演化为”后者的历史教训等等，都首先需要扣紧文学与时代的种种联系进行考察，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历史和展现历史，通过一幅幅时代的横剖面，披露客观的依据，提示最终的答案，然后作出历史的判断。不管最初设计时，编写者是否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没有，以如今这样的体例写法，来叙述描绘这段文学历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实在是个绝妙的学术选择！
在文学史的研究格局和编写模式方面，作了很有意义、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探索——这就是我读了《总系》以后的总的印象和基本评价。
